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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银行“纵容”客户违规担保 康得新等多家上市公司牵扯其
发布日期:2020-06-28 00:48   来源:未知   阅读:

  【厦门国际银行“纵容”客户违规担保 康得新等多家上市公司牵扯其中】厦门国际银行近两年名声大起,而让其名声上升的原因不是其资质变得更好、规模变得更大,而是其涉及多家上市公司爆雷事件,多次强行划扣上市公司存放在该行的存款或理财产品,导致相关公司被监管层认定为信披疏漏或违规担保。诸多事件集中发生的背后,很可能涉及到银行系统存在监管数据错报、违规为股东办理股权质押类信贷业务、贷款审查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等问题。(证券市场红周刊)

  厦门近两年名声大起,而让其名声上升的原因不是其资质变得更好、规模变得更大,而是其涉及多家上市公司爆雷事件,多次强行划扣上市公司存放在该行的存款或理财产品,导致相关公司被监管层认定为信披疏漏或违规担保。诸多事件集中发生的背后,很可能涉及到系统存在监管数据错报、违规为股东办理股权质押类信贷业务、贷款审查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等问题。

  厦门作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除康得新一案让其被二级市场投资者所熟知外,其身影其实早在多家上市公司的爆雷事件中闪现,如近年来、、、等多家上市公司就爆出了多次强行划扣存放在该行的存款或理财产品事件,就与厦门有关。

  在诸多事件中,相关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实控人以上市公司存放在厦门国际的存款/理财产品为担保,为厦门国际银行向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关联方放款提供增信。若债务人无法偿还贷款,则银行强行划扣上市公司资金,导致相关上市公司多数被监管层认定为信披疏漏或违规担保。

  据在2019年7月披露的证监会处罚告知书,2016年1月、11月及2017年1月,康得新子公司张家港光电材料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中航信托签订了数份《存单质押合同》。前述存单质押合同均约定以光电材料的专户资金存单为康得集团提供担保。因未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构成信披违规。此外,据公布的信息,还在厦门国际银行支行有至少两亿元的存款。

  蹊跷的是,为何身处江苏的康得新会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署《存单质押合同》?

  此前,曾有苏州某上市公司证代向《红周刊》记者透露,康得新老板钟玉原本发迹于北京,江苏方面为培育更多上市公司,将康得新作为重点招商项目引到江苏,但康得新仍与北京的金融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公开信息显示,钟玉曾在北京的航空研究院所工作过十多年,并曾任原航空部15厂的厂长,康得新在2014年前注册地也在北京,其后迁至江苏。

  无独有偶,深陷康得新现金造假案的另一个主角也是国内某银行西单支行。由于该银行西单支行与康得新大股东康得投资集团签署了未公告的资金归集协议,《红周刊》记者获悉,有不少康得新股民公开举报,呼吁银监局对该涉事银行进行调查,称其为牟取利息+中间业务收入,配合康德投资集团转移和抽逃上市公司资本金。据腾讯新闻《潜望》报道,涉事银行已于今年5月撤销了西单支行许某的行长职务。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按照《财政部、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财会[2016]13号)的规定,“银行应对回函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参考涉事银行在康得新事件中的定性,即根据康得新股民贴出的信息,北京银保监局认为该涉事银行存在未区别对待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询证函回函未反映账户实际情况等问题(据京银监信复[2019]133号)。那么,厦门国际银行是否也有类似情形呢?

  厦门国际银行方面在给《红周刊》回复中表示,“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了存放于我行的存单质押担保,据我行了解,中航信托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均要求借款人及出质人出具了符合其公司章程的内部有权机构的有效决议,相关质押法律关系清晰、合法有效”。

  除涉入康得新这家公司爆雷事件外,多家出现爆雷的上市公司公告也显示,其与厦门国际银行均存在一定的业务关系。

  2019年底,就公告称,自查中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累计金额接近22亿元,其中,公司通过结构性存款的方式,为浙江伊赛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的4.32亿元贷款(共9笔) 提供了质押担保。其后,借款方发生重大风险导致贷款提前到期,2019年11月底,厦门国际银行强行划走某子公司的4.37亿元存款。

  2019年11月公告称,在自查中发现,上市公司孙公司广州连卡福曾违规向控股股东关联方广州花园里公司提供担保而未履行审批及披露程序:

  2018年4月,花园里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向花园里公司授予1亿元的授信额度,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又以广州连卡福名义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约定以广州连卡福存于厦门国际银行拱北支行1.05亿元的定期存款及利息为前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

  对此,公告表示,“控股股东伙同相关金融机构擅自以公司名义”开展的担保业务已构成关联交易,且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披露程序,因此上市公司不予认可这一系列的担保。公告还指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厦门国际银行签署的《存单质押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换言之,厦门国际银行的业务模式与上市公司治理和信披规定存在一定的龃龉之处。

  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2017年,作价34亿元收购龙昕科技全部股权,龙昕科技董事长廖良茂成为上市公司董事、副总裁。但其后上市公司发现,廖良茂私自以龙昕科技在厦门国际银行拱北支行的3亿元贷款、为深圳鑫联科贸易公司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获得的3亿元授信+资管计划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7月,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以贷款提前到期为由划扣了龙昕科技的2亿元资金。

  对于此事,厦门国际银行向《红周刊》记者解释称,龙昕科技于2017年9月为鑫联科贸易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的贷款提供存单质押,贷款发放时,龙昕科技尚未被康尼机电收购(收购时间2007年12月),不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

  据证监会2018年公布的警示函显示,作为富贵鸟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未就富贵鸟在厦门国际银行的存款“是否被用于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情况”进行函证。截至2017年中报,富贵鸟账面现金有20亿元,但负债也居高不下,呈现出典型的“大存大贷”特征。2018年4月,富贵鸟债券违约。

  类似问题的公司还有辅仁药业。2019年,因付不起股东分红款而引起轩然大波,其资金链风险爆发。其中,上市公司大股东辅仁集团与厦门国际银行的借款额度较大。据公开的司法文件,厦门国际银行南平分行曾申请要求查封、扣押辅仁集团和朱文臣等4108万元的财产。

  据《红周刊》记者了解,业内曾有传言,厦门国际银行曾有项业务,俗称“大股东贷”。对此传言,厦门国际银行相关人士对《红周刊》记者否认了此事。不过从上市公司公告情况来看,确实有上市公司存款/理财被用于为大股东的融资提供抵质押或担保。

  比如,公司原实控人曾“凌驾于内控之上……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核同意,以公司名义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其中就包括以上市公司子公司贵州中弘达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的存款及对应利息为质押担保,作为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向上市公司大股东升达集团授信3亿元的增信措施。后因升达集团未能偿还贷款,厦门国际银行于2018年7月划扣贵州中弘达的3.05亿元存款;此外,采用同样的方式,贵州中弘达还为升达集团的子公司升达环保的贷款提供担保,贷款逾期后,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又划扣了贵州中弘达2.03亿元贷款。

  除上述已爆雷的上市公司外,《红周刊》记者还注意到,有不少上市公司和厦门国际银行有过合作,如在2018年~2019年期间,从厦门国际银行购买了多笔理财产品。此事也引起交易所的注意,对于的2019半年报、年报,交易所曾多次问询,要求就上市公司就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或理财产品是否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形作出解释。

  整体来看,《红周刊》记者注意到,这几年上市公司进行理财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据统计,2017~2019年,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规模分别为1.39万亿、1.8万亿、1.42万亿。其中,同期上市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总规模分别为1.22万亿元、1.56万亿元、1.27万亿元。考虑到2018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企业资金面整体趋紧的背景,上市公司购买理财的规模却逆势创出历史新高,显得颇为突兀。

  《红周刊》记者亦了解到,有不少上市公司为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以在该行的存款为变相的抵押或购买该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同时可套利。譬如、、、、等上市公司公告均透露,曾以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资产为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如此行为的结果是,在相关上市公司出现偿还风险后,银行大概率会冻结或强行划转上市公司账户中的存款或理财资金。譬如2019年12月,就公告称,公司于2018年12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购买了慧盈系列结构性存款产品,由于从宁海支行获得的1.35亿元贷款出现逾期,上述结构性存款于2019年12月到期后未能赎回,而是被宁波分行划至宁海支行用于归还逾期贷款。

  一个可供参考的是证监会、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旗下财务公司资金往来的诸多规范。证监会曾在2011年出台过一份针对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规定,要求:上市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进行存款、委托理财等金融业务应遵循自愿原则,控股股东及实控人不得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储等业务做统一要求,以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性……应建立资金风险防范制度,防止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

  此外,深交所《37号备忘录》也对上市公司和母公司旗下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做了诸多规定,比如上市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各地证监局也对上市公司与集团旗下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做了规范和整顿。如安徽证监局就曾要求,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得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经审计总资产的5%及货币资金余额的50%。

  多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体现出询证函工作的不规范。《红周刊》记者了解到,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会计师事务所会向银行询证企业报表上的存款是否真实、有无限制(保证金、质押等形式),银行须如实填写,会计师会将询证函作为审计底稿长期保存。如有质押等信息,将计入企业征信。但近些年来,金融业务创新花样繁多,企业与银行之间资金往来的形式复杂多样,询证函的真实性受到考验。财政部、原银监会也曾在2016年下发过《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应严格规范函证回函工作,将回函工作纳入银行内控检查范畴,对于银行在办理回函工作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上述现象只是厦门国际银行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近几年来,厦门国际银行多次被监管部门处罚。譬如在2017年8月,北京银监局公布对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和石景山支行的处罚信息,因其在贷款业务中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银监局责成其改正并罚款100万元;2018年初,厦门银监局指出厦门国际银行存在监管数据错报、违规为股东办理股权质押类信贷业务、贷款审查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等问题,被罚款175万元,并对高管给予纪律处分;2018年11月,厦门国际银行宁德分行因违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被央行宁德市中心支行予以警告+罚款。

  此外,因外汇业务违规问题,厦门国际银行多次被相关部门通报批评。例如2018年7月,外管局官网通报称,厦门国际银行泉州分行在某些企业境外贷款已发生不良,在明知担保履约义务确定发生的情况下,违规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及履约付汇业务,被处以罚款280万元。

  厦门国际银行的同业投资占比也比较高。据报道,在包商银行的交易对手中,、厦门国际银行等暴露敞口较大。厦门国际银行还是少数具有P2P存管资质的银行,不过在全行业清退的背景下,与厦门国际银行有存管合作的P2P公司中也不免有几家爆雷,譬如善林金融等。

  2019年面值退市的*ST华业,也与厦门国际银行有业务联系。*ST华业刚出现退市风险后,为求自救,公司与大业信托、厦门国际银行、等金融债权人签署《一致行动意向书》,希望能按比例清偿债务。另据*ST华业于2019年9月公告称,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的申请下,法院对*ST华业持有的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进行了拍卖。

  资产规模方面,厦门国际银行近几年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19年末,总资产高达9155亿元,有望在2020年冲击万亿。不过今年一季度,资产规模又小幅下降。

  虽然公司的不良率长期低于1%,在业内表现相对优秀,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厦门国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持续上升情况,最新的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由2019年的0.71上升至目前的0.85,而关注类贷款也由2017年末的28.03亿升至2019末的61.35亿元,增幅明显。通常而言,关注类贷款转向不良的风险是很大的,同样,其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也出现大幅增长,2019年分别相比2017年增长了13.37亿元和8581.6万元,而这些在未来成为坏账的风险也在进一步加大。数据显示,2019年的坏账损失已经达到1.64亿元,相比2017年的1.46亿元有一定提升。而2020年一季度不良率的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其坏账金额仍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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